资料图片：张学良
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意图独霸，削弱其他军人兵力。1930年5月，因此引发了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联军，合取蒋介石。联、蒋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死伤惨重，蒋军战势危机，被联军包围，蒋介石面临生命危险，向张学良求救。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宣布反对内战，支持蒋介石，希望各方立刻停战。张学良的建议被联军拒绝后，张学良于两日后率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蒋张合力，联军溃败。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学良收编接管西北军，并入主燕京，进军华北，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从此后对中国的影响力，对各地军阀的控制能力大增。
中原大战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及东北的统一的中国国家主权和日本的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的可能性升高。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学良本人的说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的特权。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东北军之不抵抗，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悬殊，况且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的主力刚刚结束中原大战，停留在关内，后来又有部队调入关内剿灭石友三叛变，关外处于军事空虚状态。东北军内部也有很强大的降日派，在抗日的问题上会选择倒戈。另外，中国方面也不可能支援东北抗战，故东北军抵抗与不抵抗，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东北必丢无疑。东北军不抵抗的另外原因，就是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不愿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中正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九月十八日深夜：（节录）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1934年2月张学良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中国分离主义更是猖獗，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最终得和平解决，而国民政府提前终止对共产分离主义的剿灭战，建立了中国抗日形式上的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年36岁。后张氏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学良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蒋介石。
在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之前，蒋介石于1946年10月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并限制人身自由。
在台湾，张学良于1946年11月最初被软禁在新竹县五峰乡清泉温泉长达13年，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则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过著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于囚禁中，由佛教改奉基督教，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介石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由于1975年蒋介石逝世，以及1988年子蒋经国也病逝。国民党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才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虽然恢复了部分人身自由，能到美国探访(后又再到夏威夷长居直到去世)，但张学良想返回中国大陆探访东三省老家的期望，但得不到台湾政府的许可。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
1957年初，张学良尊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学良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学良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介石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学良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学良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7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大溪召见张学良。张向蒋检讨说：“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恢复自由以后，张学良的言论开始与其在软禁时期的言论大相径庭。
关于东北易帜，他在不同场合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张氏父子不会做东北“土皇帝”，“日本人想控制我，我不会给他们做傀儡”。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后来的锦州抗战，他在不同场合说：“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蒋先生无关”；（对汪精卫说）“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关于中共，他不仅敬佩中共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蒋介石）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张学良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蒋介石，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晚年时期的张学良支持中国统一，并曾为此赋诗。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寿100岁。
张学良虽然相当长寿，却始终没有回到东北老家，对这个问题，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秀娟 |
